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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Vol. 29 Issue (4): 32-37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17.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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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燕, 徐仲伟。中国与印度扶贫问题之比较[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9(4): 32-37.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17.04.005. [复制中文]
DENG Yan, XU Zhongwei.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29(4): 32-37.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17.04.005. [复制英文]

作者简介

邓燕(1983-), 女, 河南漯河人, 讲师,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主任,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 徐仲伟(1951-), 男, 四川自贡人, 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17-04-17
中国与印度扶贫问题之比较
邓燕1, 徐仲伟2    
1.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重庆 401520;
2. 重庆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 中国和印度在历史发展、经济状况、治理方式、文化状态、人口结构、教育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又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减贫压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消除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困,一直是中印两国在发展上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中印两国在解决人口贫困、积极开展扶贫工作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认识,都制定了许多政策,采取了众多措施。但是,由于两国在认识程度、目标确定、战略选择、治理方式、方法运用、策略制定以及组织利用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其各自的扶贫效果自然有所不同。其中,中国所开展的扶贫工作反映出了十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当然,两国的扶贫工作也有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样才会不断促进各自国家扶贫实践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扶贫    比较    

中国与印度,同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历史、经济状况、治理方式、文化状态、人口结构、教育形式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如何消除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困,一直是这两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和印度自从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和干预,建立起自己的民主新政权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在制定扶贫政策、开展扶贫工作、实施扶贫措施、解决扶贫问题、取得扶贫效果等方面,各自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有的方面,还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不仅得到了联合国等相关机构的充分肯定,而且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赞誉。但是,中印两国在解决人口贫困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虽有共同之处,其差异还是明显存在,效果也不太一样,特别是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当然,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值得思考。同时,中印两国在扶贫问题上各自的一些不同经验与做法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一、印度和中国开展扶贫的总体概况

印度现有人口12.30亿,国土面积为320万平方公里,属发展中的金砖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些年来,印度通过实行改革和全国上下的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20世纪末期,其经济的年增长速度发展到了令世界不少国家刮目相看的地步。进入21世纪后,尽管2008年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印度仍然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上印度政府和经济部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有效升级,努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促进服务业持续增长,大量吸收平民劳动力量,为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等,这既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经济的明显提升,更在一定程度上较好解决了印度民众的贫困问题。到2015年,印度的GDP总量已经达到2.074万亿美元(按2015年国际汇率),人均GDP也达到了1 582美元[1]。为了减轻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人口贫困压力,印度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开展印度的扶贫工作、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在经济方面,印度政府和一些金融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广泛实施《就业扶贫保证计划》,开展“儿童发展宝箱”(Children’s Development Khazana)行动,向大量的贫困人口实行“现金转账扶贫”,甚至曾经一次性地将3 000万农民所欠账务一笔勾销,一次性拿出150亿美元的巨大经费对贫困人口实行“援助套餐”[2],对6 000万贫困家庭实行以每家一成员参加政府安排的劳动等众多的扶贫措施,终于使印度的贫困人口数量大为减少。在本届政府总理莫迪上台的时候,也提出了500亿美元的扶贫计划,甚至承诺给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每年100天的工作,给贫困家庭现金和生活补贴,每个家庭每月补贴5公斤粮食等等。据《印度斯坦时报》2013年7月24日报道,印度政府经过这些年的艰辛努力,其贫困人口已从2004年的4.037亿人下降至2012年的2.693亿人。虽然这一数据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不能否认的是,印度这些年所实施的扶贫工作的确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际效果。不过,按照联合国关于极度贫穷人口生活的标准计算,印度目前仍然有近4 000万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以下[3]

在中国,1949年以前,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对那些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老少边穷地区,除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发展经济、改善贫困状态之外,也采取了输送物资、外部支援、财政补贴等方式,逐步解决了广大民众的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后,1984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了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与管理形式,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较好地解决了农村民众在经济生活上的温饱问题,起到了扶贫济困的作用。但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的确定却是从1986年开始的。从此,中国政府的各级机构从上到下成立了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扶贫机构,国家出台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与政策,确定了划分贫困县的标准。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全国大力开展扶贫攻坚。2001年,国家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年)》。2011年,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2020年建成惠及中国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的宏伟发展目标,这对于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扶贫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具体的实践道路、方针策略、方法途径上,都具有重大意义。2015年,中国政府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在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全面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等一系列问题。2015年11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求全国上下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发展目标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围绕改变中国的贫困状态这一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紧紧扣住打赢扶贫攻坚这一艰巨硬仗,通过政府主导、明确方向、集中力量、统一步调、认准目标、有效组织、政策倾斜、明确任务、突出自助、积极帮扶、发展产业、促进就业、精准扶贫、定点到户、整体推进、强化责任、下派干部,以及采取开展科技扶贫,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文化,改善公共卫生,服务人口管理,狠抓生态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政府投入等一系列措施,到今天,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33%)下降到目前的7 017万(占目前中国人口5%多一点)。为此,2016年8月2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就认为:中国的人类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6.6亿人的脱贫促进了包容性人类发展。同时还指出:“中国人类发展状况对促进包容性人类发展非常重要,并且有助于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在减贫、教育普及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宝贵经验。”该报告特别针对中国西藏在扶贫问题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西藏牧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竟然增长了接近50倍,这既是过去几十年推进减贫工作的重要经验,也是实现减贫目标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发展历史、人口数量状况、经济发展速度、教育状态相近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近些年在扶贫问题上都不可谓不努力,但是为什么两国仍然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呢?

二、政府和社会对扶贫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国家扶贫发展的关键

当今社会,对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贫困人口大国来说,解决贫困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内的局部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国家整体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

这些年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印度历届政府的大事,其对印度所造成的社会压力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社会矛盾问题以及对于印度执政党所形成的政权稳固等一系列问题,印度的执政力量对此都已有认识,因此才会在社会救助、经济扶持、促进就业、减免债务、关怀儿童,以及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但是,我们也看到,无论印度有关执政力量怎样努力,其效果却总是与预期目标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的这些认识及措施,不是或者并没有完全做到是站在彻底解决印度人口的贫困问题、有效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进行的,他们有时仅仅是站在巩固其执政党地位,保住自身权力的角度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比如,当印度政府为避开中间机构,把养老金和助学金直接转到24.5万人的银行账户中时,就有社会评论指出:“这一项目更多是想从穷人那里买选票,而并非战胜贫困。”就连在印度深受欢迎的新闻类杂志《展望印度》(Outlook India)也指出:发钱给“印度穷人,全都是为了权力、政治和胜选”[4]

在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持站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彻底解决民生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扶贫问题。中国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开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后来,中国历届政府的各级领导对于这一问题始终具有清醒的认识,始终把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大局。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才能既制定出彻底解决中国扶贫问题的总体发展目标,又能够通过制定和实施不同时期的《扶贫发展纲要》,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又一套相互紧密联系又切合各地扶贫发展实际的方针政策,采取一个又一个精准对路、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城镇化发展、科教兴国等发展战略,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行精准扶贫的战略措施,并取得中国扶贫发展的辉煌业绩。

三、制定国家扶贫发展目标,实施扶贫发展总体战略,是解决扶贫问题的重大举措

做好扶贫工作,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局部问题,也不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一般性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性问题。因此,从国家整体发展的高度制定解决贫困问题的发展目标,把扶贫问题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解决一个国家扶贫问题的重大举措。

在印度,这些年来其政府所采取的扶贫策略不可谓不多,其投入的力量不可谓不大,其形成的力量不可谓不众,其耗费的财力也不可谓不多,但是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努力下,其扶贫工作仍然不够理想,其扶贫效果依然平平呢?笔者认为,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从印度政府这些年所提出的扶贫目标来看,其执政力量所考虑的问题往往只是在其执政任职时限范围内,他们感到没有必要去为其他可能执政的政党考虑未来国家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多少年来印度政府在扶贫问题上提出的目标始终不是那么宏大,不是那么一致,不是那么明确。再从具体的工作来看,印度政府在这方面虽然所花财力并不少,所用精力并不弱,采取的措施并不寡,但是由于始终没有将扶贫问题作为自己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性目标,没有形成为实现这一目标长期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战略性举措,自然就可能使印度的扶贫问题缺乏方向感和统筹力度,也难以制定出相应的策略和措施、选择好可行的方式和途径,难以取得满意的扶贫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这一方面却十分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建设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作为整个国家发展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目标,去解决好扶贫问题;把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作为21世纪中叶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备前提,作为中国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号召全体民众改变自身与社会面貌的根本性发展战略。因此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领导到普通群众,无人不清楚这一战略发展目标,无一不了解这一艰苦的奋斗历程,无时不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正是由于国家一以贯之地制定了如此重大的扶贫战略、发展目标及其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仅使全国上下形成了对扶贫工作的统一认识,而且由此组织起了解决扶贫问题的统一行动,从而调动起了社会各界的有效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扶贫发展战略步骤、扶贫突击主攻方向、扶贫发展政策措施、扶贫解决物质力量、扶贫济困财政安排和扶贫发展相关标准。更重要的是,这种目标的制定和战略实施更能集聚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并激发全体民众的热情,紧紧围绕打赢中国扶贫攻坚战,去夺取中国扶贫工作的胜利。

四、社会治理制度与方式的不同往往会形成扶贫发展的不同效果

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自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效。

在印度的宪法总纲中,虽然一直写着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实际来看,其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始终还是资本主义的。比如,从经济体制来看,虽然印度也有国有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些领域内,而大量存在的大型企业主要还是私有制的。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虽然也有计划的成分,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对印度的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乃至制约作用。比如有近150年历史的塔塔集团,就并不是印度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庞大的股份制企业。另外,在政治方面,印度实行的是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其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是以地方自治为主的三权分立国家,再加上长期以来印度土地制度实行的私有化政策和实际上一直存在着的严格的种姓制度等因素,在当今印度的政治生活、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扶贫问题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治理方式,常常会在政府制定重大发展决策、实施重大发展战略的时候形成掣肘、产生分歧,甚至造成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社会制度与治理方式,常常在印度进行扶贫的过程中干扰着扶贫决策的制定、减慢其实施的速度,同时更影响着扶贫的实际效果。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坚持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国始终坚持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反对政治治理领域的多党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程序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因此,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社会治理制度与治理方式,自然能够在决定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形成既充分发扬民主又集中统一的有效局面。这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而且更能够发挥统一社会意志、集中社会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年来,在实施国家扶贫战略的过程中,仅仅从西部大开发战略来看,中国政府就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山区,实施了大量的大型企业布局与建设,如前些年在青藏高原修建铁路、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等等。这些战略措施只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可能实现。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势在中国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明显效果。

五、扶贫方式与策略的选择,对扶贫工作开展和效果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方式方法与策略的选择,对于事业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国家的扶贫进程,除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战略目标的制定、社会治理方式的制约等因素外,其方法策略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

长期以来,不可否认的是,印度在开展扶贫工作、执行扶贫计划、实施扶贫措施的过程中,也选择了不少方式方法。比如:在前些年,印度政府实行的包容性增长扶贫开发,就旨在通过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缩小差距,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包容性进步;德里名为“蝴蝶”的慈善机构,对在印度街头谋生的童工和流浪儿童实施“儿童发展宝箱”计划;政府开展的现金转账扶贫项目,直接将养老金和助学金支付到贫困人口的银行账户中;通过建立近5万个政府商店,开展了食品发放和燃油补贴;一次性勾销穷苦农民欠下的77亿美元贷款,同时拨款150亿美元为农民提供“援助套餐”;让大约3 000万农民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使1 000万人获得经济资助[5]85;为贫困家庭提供稳定工作;实施《就业保证计划》,政府每年向大约6 000万贫穷乡村家庭的一个成员提供100天的工作,并让这些人以每天1.5美元的报酬参加筑路等工作;针对农村人口实施乡村扶贫计划,构建扶贫体制,让一部分农村人口走向城市,另一方面又引导农民实现生产发展;加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农村青年自我就业培训计划、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干旱区计划、农村妇女儿童发展计划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6]。可见,印度这些年在开展扶贫工作的问题上,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与扶贫策略,对于实现印度政府所提出的扶贫目标、解决印度的扶贫问题也有很大贡献。这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展扶贫工作,选择扶贫方式与策略,也提供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与做法。

中国政府开展的扶贫工作,主要是由中央统一领导,通过各级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充分利用政府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经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而一以贯之地开展起来的。为此,中国政府在扶贫的方式和策略方面,建立了由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确保了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到位;始终把扶贫开发作为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大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实事求是地确定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7];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道路;积极发展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事业,重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和实用技术推广,有效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施反哺政策,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多种农业补贴,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在安排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项目时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对偏远地区实现通路、通电、通网、通邮、通广播电视[8];大力支持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小型加工业;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地区实施移民扶贫;对贫困家庭劳动力实施雨露培训计划,促进贫困人口就地致富或转移就业;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领域、重点区域;针对地方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在实行政府主导开展扶贫的同时,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9]。同时,积极动员和组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施定点扶贫,实施东西扶贫协作,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模式;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努力改变面貌;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实行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等等;甚至设立国家“扶贫日”,以动员和组织全国上下的扶贫力量等等[10]。所有这些扶贫方式与扶贫政策的选择与施行,极大地发挥了中国上下全力实施扶贫、共同打赢扶贫攻坚战的作用,使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效。中国众多有效的扶贫方式与扶贫策略,更是可以被借鉴到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扶贫工作中。

六、社会民间力量的投入,是国家扶贫发展的有益补充

扶贫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世界性的问题。贫困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是国家行为的有力推进和直接作用。同时,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民间力量、个体力量,甚至境外的力量投入到扶贫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国家解决扶贫问题不可忽视的方法。

长期以来,在动员民间力量投入社会扶贫方面,印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印度的农业工业基金会(BAIF)就是印度著名的民间科技扶贫组织,它是由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德赛博士(Dr.Manibbhai Bhimbhai Desai)于1967年8月创建的。他们开展的扶贫主要是面向印度最贫困的农民,其试验和开发都是放在土地最贫瘠、干旱少雨、群众生活极为贫困、文化素质很低的地区进行。多年来,印度民间扶贫组织一直比较活跃,如:SYED-HASHIM家族基金会、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国家发展投资及咨询服务公司等民间组织就在印度开展了大量的扶贫工作,也由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5]86。另外,在印度,人们还十分注意通过引进境外的民间力量,特别是境外民间社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开展扶贫。长期以来,境外民间力量通过在印度的贫困地区进行项目投资、发展基础教育、实施医疗救治、积极投入经费、组织力量自助等等,使印度的扶贫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形成了印度扶贫发展工作的有力补充,也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扶贫效果。

中国开展的扶贫主要是政府行为,即由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开展扶贫工作。这具有其他国家不可能具备的组织力量、统筹作用和明显效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近些年来,虽然也通过一些社会组织,包括开展个体志愿者服务等进行扶贫,引入了一定的民间社会力量,在开展扶贫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如何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民间力量,发展非政府组织,以及引进境外有益机构,采用境外非政府组织与个体力量,利用境外有效资金,发展境外有生力量开展扶贫工作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如果在这方面能够进一步放开思路,那么中国的扶贫工作无疑会有更加快速的发展与进步。

总体来讲,中国和印度这些年来在扶贫方面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各自取得的成效都是令世界瞩目的,其对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印两国之间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也许还存在不少差异,但是两个国家在扶贫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经验和教训都是可以相互借鉴并取长补短的。只要中国和印度始终朝着解决贫困人口这一目标坚持不懈继续努力,就会对世界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在这一点上,当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困问题的时候,中国就会既向全体中国人民,又在人类世界发展历史上,交上一份社会主义国家整体解决扶贫问题的满意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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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年)[EB/OL]. (2001-09-23)[2016-10-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23/content_5111138.htm.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ENG Yan1 , XU Zhongwei2     
1. College of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152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China and India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situation, governance style, cultural status, population structure, educational form, and so on. Both of them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For a long time, how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solve povert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in regard to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had a lot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any policie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and many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awareness, goal determination, strategic choice, governance, method application,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the use of civil organiz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naturally varies. In this cas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carried out in China reflects very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ourse, the two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ontinue to promote their own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which leads to the common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China    India    poverty alleviation    compa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