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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Vol. 29 Issue (4): 1-10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17.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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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家笔谈[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9(4): 1-10.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17.04.001. [复制中文]

文章历史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家笔谈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安启念(1947-),男,山西平遥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俄罗斯哲学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出发有不同理解。大体上有三种: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基本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向前看”与“向后看”两个不同的角度。“向前看”是在中国化的实践开始时,寻找实现中国化的方法,是要回答“如何化”的问题;“向后看”是在中国化的实践完成之后,回过头来总结经验。今天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是“向后看”的产物。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但没有涉及“如何化”的问题,不能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可以直接拿过来就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拿来即可使用的普遍真理,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变化,它的规律不会因地域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固定不变的对象,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普遍规律。这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对任何国家而言在实践中都只有参考价值,不能拿来就用。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昨天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实践同样也只有参考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即“如何化”,从原则上必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就是说强调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完成,而且不会有拿来就用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一定要向前看,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说的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是一切工作的普遍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要求。

为了取得实践的成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找思想资源,也要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寻找有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拿来就可以用的基本原理,但因为它是真理,所以成功的实践经验中必定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实践成功后,通过“向后看”总结经验,才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是怎样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是一个充分发挥思维创造作用不断摸索的过程,前人的成功经验只有参考的价值。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必须考虑“化什么”的问题。我们只能“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取得实践成功有用的原理,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本身就是需要讨论的问题。现有教科书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100年前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选择的产物。这一选择,受到他们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发表状况和俄国国情的限制。

现有教科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弘扬科学理性,说明世界是有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讲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些思想是列宁等人从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众多论述中选择出来的,适应了落后的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理性启蒙反对封建迷信和进行社会革命的需要,曾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发挥过重要积极作用,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大致就是这些原理。

今天的中国,国情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的实践任务是要解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是在实践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五大发展理念”,最突出的是确立新的价值目标,提升道德水平,建设和谐社会,因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务之急。而马克思、恩格斯有大量可供我们选择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转换与问题导向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丰子义(1955-),男,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我们应关注马克思对哲学理解的这三个重要表述:一个是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一个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第一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一般化”问题;第二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时代化”问题;第三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现实化”(即改变现实世界)的问题。哲学的“一般化”要通过“时代化”来实现,哲学的“时代化”要最终落脚到“现实化”。按这种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也要经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化’转向‘时代化’”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时代化’转向‘现实化’”这两次转化。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转换”

就第一次转化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真正的哲学一样,有两个基本规定和描述:一个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一个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探求与把握;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又面对的是特定的时代,是对时代发展及其走向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探求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一般性问题,就是通过对时代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来具体体现的,或通过这种转化来体现的;反过来,对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探讨恰好又是对一般性问题的历史性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问题。离开时代化,其“精华”与“灵魂”的作用也就失去了起码的依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当时时代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分析,阐述自己的新的哲学,从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

就第二次转化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对“时代化”的研究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是客观上要求这样的转化。实际上,“时代化”与“中国化”是不能分离的。就其研究过程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或者说,研究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对时代的把握。没有对时代的深刻认识,很难有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导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实现这两次转化,就必须加强问题研究、突出问题导向。而要突出“问题导向”,在方法论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恰当地提炼出“真问题”。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般是始于真问题的提出。如果问题提得不合理,就可能误导理论思维、使研究误入歧途;只有问题提得合理,才能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有益思考,从而不仅可以推动理论认识的深化,而且可以促使现实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轻视和无视自己的问题;更不能仅仅用西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解释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表述中国的问题,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研究“中国问题”要有全球视野。“中国问题”大致可分为:一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一类是中国发展本身所特有的问题;一类是我们同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哪类问题都同全球化直接相关:第一类和第三类问题具有明显的全球性,第二类即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看似中国“自身”的问题,实际上同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那就不仅是中国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在考察问题时,应确立世界眼光。

第三,研究“中国问题”要关注实践逻辑。这就是对于“中国问题”需要纳入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中来理解和把握。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今天的实践逻辑,重点是搞清楚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何而来、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向何而去,明确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然后要研究今天中国的问题在这种发展逻辑中所处的位置、情形及其与这种逻辑的相互关系,看这些问题在这种逻辑中,其产生有无必然性,是否是合理的,如何应对。从实践逻辑入手,有助于对问题性质的思考、鉴别,有助于对问题解决方式的把握。自然,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所,浙江金华321001)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叶险明(1954-),男,湖北红安人,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就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要特别关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

(一) 正确认识把握“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的关系问题

不能把“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虽然,“马哲的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哲”, 但“中国化的马哲”只能产生、发展于“马哲的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个逻辑结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恰当的统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种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和发展,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进程。

“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的逻辑关联,从方法论上告诫人们:“马哲的中国化”是“中国化的马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路径, 但由于这一路径是复杂的、曲折的, 从而“中国化的马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是复杂的、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和专制主义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种状况不仅贯穿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二) 防止简单化、庸俗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其应有内涵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绝不是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简单“对接”或“应用”。没有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就不会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问题”是由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其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子问题所构成的问题系。“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是指目前在全球化发展中的中国所积累起来的——诸种深层次的、全方位矛盾和冲突是如何形成的。由于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这个瓶颈中,我们既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严重困扰(如真正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等问题),也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基本解决的问题所严重困扰(如“官本位”或“等级本位”体制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是指目前我国如何走出发展瓶颈的问题,即我国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方向在哪里。

“中国问题”既有其独特性,也有世界历史性。如果中国能通过深入、系统的改革,最终在基本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其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也将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应当看到,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既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在方法论上给予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在不断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自身,构建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畴转换

许俊达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许俊达(1954-),男,安徽巢湖人, 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他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之思——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与时俱进的、批判的、创新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列宁主义哲学,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展主线明晰。伴随着地域扩展、时代迁移和思想发展的过程,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阶段的体系特征和核心范畴也存在着转换。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范畴转换的产物。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实践唯物论,核心是实事求是。认识论上以实践检验真理,“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的统一”。历史观上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方法论上是贯穿哲学、政治、军事、文化等广阔领域的实践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许多范畴,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例如矛盾、主体、实践、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实事求是。

哲学范畴核心在马克思那里的演变梗概正如列宁《哲学笔记》概括的,经历了“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哲学圆圈。“自我意识”是马克思“博士俱乐部”时期的核心范畴,“人民精神”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催化范畴,“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人学的核心范畴,“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探索新哲学体系的过渡范畴。通过区分异化与对象化、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探讨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马克思找到了新世界观的奠基石“实践”范畴。而“生产关系”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标志性范畴,它构成了《资本论》的逻辑。“自由”范畴则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追求。列宁的早期哲学思想关注的核心范畴是社会经济形态,中期的核心范畴是反映论,晚期重心则是辩证法,包括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落后国家建设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它肇始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明显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改革”“科学发展”“治国理政”这三大核心范畴的转换之中。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一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走向世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双向历程。

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制定的社会改革范畴是指导中国改革的行动指南。他根据实事求是和照辩证法办事的基本原则规划中国改革总体布局。在社会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包括改革系统论、经济中心论、社会矛盾论、改革过程论、实践认识论等在内的一整套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方法论范畴。

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范畴。这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的理论表述与实践取向紧密相连,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内在保证。

治国理政范畴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起点上深化社会改革、推进科学发展的范畴转换成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社会发展,实施“一带一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解放思想,坚定制度自信,以总体性和全面性思维进行综合治理,弘扬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这些思想将可能性与现实性结合起来,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锦绣前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锐利武器治国理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

倪志安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倪志安(1954-),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谁去化”和“谁化谁”的重大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不当理解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有的是采用“体用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用”,即持“中体马用”的观点;或者相反,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为“用”,即持“马体中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一种不当理解。

“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救亡图存”所持的两种相互对立观点的思维模式。在这种“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中,“中体”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为“救亡图存”之根本,“西用”是指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价值体系、尤其是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为“救亡图存”之功用;或者是其相反的“以西为体、以中为用”。显然,如果采用“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马哲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就会导致:或者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根本、本质和精神实质),如“中体马用”的观点;或者丢掉经改造可以利用的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如“马体中用”的观点。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有的是采用“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的。在这种“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中,不仅把“中国”预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被中国去“化”的唯一“客体”。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等,它们各自作为一种实存的“实际”,都是主体(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要去“化”的一种客体。按这样的理解就会忽视掉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主体。

(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合理理解

我主张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的主客体关系,这需要澄明把握以下两种形态的“主体”。

一种是“实际行动主体”,即人们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其实际行动的主体是“谁”。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样态看,“马哲中国化”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创新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行动主体”,只能是去“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既包括个体的人(如某个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又包括群体的人(如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我们不澄清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实际行动的主体,就会因实际行动主体的虚置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活动落不到实处。

一种是“理论导向主体”,即人们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其理论导向的主体是“谁”,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的“谁化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的“谁化谁”的问题,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化“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等,而不是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或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等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我们不澄清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理论导向的主体,我们就会因理论导向主体的虚置,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谁化谁”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范式

胡刘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胡刘(1971-),男,重庆酉阳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与现代性问题研究。

第一种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这种范式得以形成和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首先是从唯物辩证法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所提出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思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阐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范式旨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突出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与趋势的阐释,从而从历史规律层面论证和阐明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该范式对于推动人们认识中国革命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质地归结为探索物质宇宙的终极本体的形而上学,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从而陷入了从抽象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机械决定论角度,去把握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论误区,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性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意义。

第二种是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与前一种范式的具体展开相伴随,中国学人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逐渐从唯物辩证法移向了唯物史观,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形成了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思路。这一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在以反思和改革哲学教科书体系为主题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推动下,逐渐明晰化为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这种范式得以形成并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理论主题,是对以资本为前提的现代市场经济展开系统批判的实践哲学;二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哲学教科书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力挑战。该范式旨在以实践范畴为核心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并以此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实践性”“革命主体性”,但由于它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转换,即用“主体性”阶级实践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去替代黑格尔抽象精神劳动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并由此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辩证法,最终堕入“黑格尔化”的绝对历史总体目的论的窠臼。

第三种是以“存在本体论”或“生存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及其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的深刻影响与重大变化,尤其是出现了贫富分化、城乡二元化、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越来越突出的生存压力等关涉到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世纪之交开始面对资本逻辑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负面效应,着重从个体生存与自由解放维度展开理论反思和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对发端于西方的以“存在(生存)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作出了积极响应。这就是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以反思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为理论生长点,以存在论(生存论)以及“后形而上学”来标示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范式。该范式通过发掘与阐释马克思剖析和探索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方案的文本,以及整合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思想资源,充分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生命和自由问题上的思想深度,但它却是以割裂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内在统一为代价,从抽象个体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实现的目的论维度,来把握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以至于近乎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写成了“存在(生存)论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视域与逻辑区分

黄其洪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黄其洪(1979-),男,四川隆昌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实践哲学和道德的实践哲学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视域

在今天的背景下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自觉的总体视域。在这个问题上,通常有三种可能的视域:第一种是前现代的总体视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前现代的问题域中去考察。这种进路当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但是,它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和总体性超越,利用前现代性的总体视域去反思这个问题只能是一个理论时代的错误;第二种是现代性视域,这种进路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和总体性的超越,我们要想理解这种批判的深度和力度,确实有必要对现代性展开充分的研究。但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充分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限度和困境,而西方和非西方的现代性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那么,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能只停留在现代性的问题域中,去讨论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去建设中国的现代性,而应该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辟新的超现代性的文明中可能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有了第三种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视域,即把我们中国的发展目的厘定为创造一种比现代性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在一种超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中去讨论哪些要素可以作为其积极的资源,如何安排这些积极的资源使它们成为一个内在和谐与稳定的系统,也就是说需要对这些积极要素进行逻辑区分。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区分

在超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下,可以借助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发掘出人的生存的四个基本的先验维度,即情感性维度、主体性维度、本体性维度和周围性维度,这四个维度在人的生存中缺一不可。而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文明必须对人的生存的基本维度要有所安排,既然如此,一种新的超现代性文明就需要对这四个维度提供自己的安排策略。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儒家的“情感本体”可以支撑人的生存的情感和情绪性维度,马克思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可以彰显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合理性的周围性维度,而黑格尔的精神本体与伦理有机体的观念既可以彰显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本体维度,又可以彰显人与周围世界中他人之间的合理性的伦理性的情感维度,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差异原则既可以和儒家的“情感本体”相接洽,又可以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相融合,还可以和黑格尔的伦理有机体的观念相适应,同时,又凸显了个体的主体性原则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神。

另外,在海德格尔对个体生存的先验结构的分析中,情感性和本体性是属于超越性和本真性的维度,而主体性和周围性却属于内在性和经验性的维度。相对来说,超越性和本真性的维度给人的存在提供了本质,而内在性和经验性的维度使人的本质获得存在。从价值的意义上来看,超越性和本真性的维度优先于内在性和经验性的维度,内在性和经验性的维度必须建立在超越性和本真性的维度的基础上,从而居于从属地位。在超越性和本真性的维度中,本体性是体、情感性是用,他们是体用关系,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体当然更为根本,用相对次要,所以,本体性应该是这四者中居于最基础的位置,情感性居于第二层级的基础地位。另外,在内在性和经验性的维度中,主体性在价值上优先于周围性,而周围性在存在上优先于主体性,如果我们按照价值来排序的话,主体性优先于周围性,因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这个生存结构中居于第三层级的基础地位的东西。从而,可以把周围性看作是第四层级的东西。与此相应,在超现代性总体视域下,黑格尔的精神实体和伦理有机体的观念应该基于最基础的位置,而孔子的情感本体应处于第二层级的基础位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差异原则应属于第三层级的基础地位,而马克思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居于第四层级的位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问题

康文龙

(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浙江嘉兴314001)

收稿日期:2017-04-19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中国化研究(1917 1927) (17NDJC097YB)

作者简介:康文龙(1971-),男,江西吉安人,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

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学界长期以来都比较忽视“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和影响,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意义,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解释中国问题,并最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第一个党章。

其次,大革命时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的任务。李大钊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围绕“实境”的问题。他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瞿秋白认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瞿秋白在其文集序言中表示,出版文集的“目的是在于呈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的线索”。《瞿秋白文集》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钥匙。除瞿秋白之外,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赵世炎、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等在大革命时期,都有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探索。

再次,新青年社出版的《中国革命论文集》,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成果。《中国革命论文集》搜集了中国共产党以前种种出版物上重要的文章,分门别类而编纂的。总共分为七部:(一)中国革命之性质;(二)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三)中国革命过去的经验;(四)中国革命中之国民党;(五)军阀制度与联省自治;(六)革命与不合作;(七)劳动运动。该书力图从中国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学术、思想、国际环境等方面加以详细分析,从而归纳出一个中国现时所真正需要的革命方略。在《中国青年》第142期上,D.Y.介绍这本书时说:这是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唯一的有秩序的书,有价值的书。它将把一切沉溺在反动思想里的青年救出来见见光明。它将给一切彷徨着的青年一个鲜明的革命目标。他将给与反动派一击当头棍!谨拿这本每个人应该看的书介绍给每个中国青年!《中国革命问题文集》初版的5 000册很快供不应求,“各方来信询问或催促”,影响很大。它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成果, 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

最后,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即第一步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制定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这一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革命策略。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革命实践与经验的最初总结。正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大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了中国革命的一般规律,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问题:中国特殊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与性质,中国特殊革命的性质,中国特殊社会的结构与中国民主革命,中国特殊革命的战略、策略等等,形成了最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的一些成果,也需要进行认真分析把握,它并不意味着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完善和成熟。恰恰相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的实际,还有很强的照搬照抄的成分,还存在抽象性理解以及缺乏对中国国情深入研究把握等问题。

编者按: 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周年的临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2017年4月1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高峰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和西南大学等12所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参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以专家笔谈的形式择发部分要论,以飨读者。
① 本次学术会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成果及其方法论研究”(15ZX001) 和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年重要成果及其方法论研究——前期相关研究”(14XDSKZX007) 课题组举办。